摆脱黑毒脏:大马燃煤发电业的省思

现在几乎没有人想要谈煤炭,但我们不得不谈这个课题。气候变迁带来的威胁不断增加,世界大国都逐渐放弃“肮脏的”化石燃料,而马来西亚政府也一再如此承诺。然而,时针滴答作响,时间持续流逝。

但是,马来西亚摆脱煤炭的速度够快,足以兑现其绿色承诺吗?且让《当今大马》带您仔细探究国内的煤炭能源产业。


联合国目前已为人类拉响“红色警报”

联合国给世界各国政府的一份报告中,数百名科学家皆警告,全球暖化可能造成本世纪之内温度上升2摄氏度。

人类的活动已“毫无疑问地”用“史无前例的”速度,改变地球的气候。

除非立即采取严厉措施,减少阻碍地球散热的二氧化碳 (CO2)  与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,更极端的天气变化及可怕的后果势必将接踵而来。 事实上,专家指出,气候变化的影响早已显现马来西亚也不例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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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合国今年8月发布“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”(IPCC)报告强调,《2015年巴黎协定》的崇高目标更为紧迫。马来西亚等全球近200个国家都签署了这项协定,主要目标是将全球升温限制在2℃以内,较理想是1.5℃以内。

马来西亚在2009年及2015年,先后多次在巴黎承诺有条件地大幅削减温室气体排放,并允诺2030年以前把排放量,相较2005年降低至少35%

虽然确实正在努力的路上,但不少批评者认为,要达致这个远大雄心的减碳目标,马来西亚政府目前所做还不足够。不仅煤炭是最大的化石燃料污染源,也是大马当前最主要的发电方式。最新的燃煤发电厂预计2044年退役,距离现在还有20多年之久。

此外,依斯迈政府上台后,承诺最早要在2050年成为碳中和国家,停止兴建新的燃煤电厂。

但批评者认为,这番承诺太过模糊,而政府至今尚未有更多的阐述。

我们如今处于怎样的位置?大马要达成目标有多远?究竟是“漂绿”,还是实际的环保规划呢?

大马的燃煤发电厂

煤炭的爱恨情仇

尽管大马把“减少依赖煤炭”列为长期规划,若没有全面的蓝图,大马恐怕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。实际上,煤炭使用量不减反增。

巴黎协定签定的2015年,大马半岛及砂拉越总共消耗2760 万公吨煤炭,2018年则上升到3530万吨。

随着森美兰的东宜麦电力私人有限公司(Jimah East Power)及砂拉越的万年烟(Balingian)两座燃煤发电厂 2019年投入运作,煤炭使用量预计仍会持续攀升。

根据联邦砂拉越政府能源部门的公开数据,去年的煤炭使用量估计为4290万公吨,是2009年大马首次承诺减少CO2 排放时的两倍之多。

其中,94%的煤炭使用量是转化为电力。

这样的高需求意味着大马每年进口越来越多煤炭,尤其是大马半岛。

西马曾经是煤炭产地,例如雪兰莪州的煤炭山(Batu Arang),就是1900年代初期由英国人发现它丰富的煤炭蕴含量,才因而得名。目前,砂拉越是国内仅存的唯一煤炭开采地。

东马生产的大部分煤炭由政府拥有的砂拉越能源有限公司(SEB)使用来发电,并输入砂州的供电网路。虽然如此,砂拉越目前 75% 的电力是靠水力发电。至于沙巴,则不开采煤炭,也没有使用燃煤发电。

官联公司国能公司(TNB)除了是马来西亚主要的电力公司,它也为半岛的国能发电厂和其他独立电力生产商 (IPP) 供应煤炭。国能公司的部分煤炭仰赖入口。

半岛的煤炭63%源于邻国印尼,22%来自澳洲,14%来自俄罗斯,而南非则占其余的1%。

去年,国能公司耗费91亿令吉进口煤炭。该公司2020年的年度报告也揭示,煤炭“向来都是马来西亚最便宜的燃料。”

煤炭驳船从东加里曼丹省三马林达(Samarinda)的马哈坎河(Mahakam river)顺流而下。 东加里曼丹是印尼最重要的煤炭出口地,2011年此区的煤炭出口量超过2亿吨。光是这一个省的出口量,就足以媲美世界第8大煤炭生产国。
煤炭驳船从东加里曼丹省三马林达(Samarinda)的马哈坎河(Mahakam river)顺流而下。 东加里曼丹是印尼最重要的煤炭出口地,2011年此区的煤炭出口量超过2亿吨。光是这一个省的出口量,就足以媲美世界第8大煤炭生产国。

煤炭这件事

虽然煤炭是最便宜的燃料来源,但它同时也是最脏的。

简言之,在天然气和石油等各类化石燃料之中,煤炭释放的二氧化碳最多,而二氧化碳正是温室效应的主要元凶。

然而,煤炭迄今仍是全球最主要的能源。

经同侪审核的科学期刊《环境研究快报》(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)近期发表的研究显示,全球5%发电厂(全为燃煤发电)的碳排放量就占了能源组别碳排放的73%。

没错,最主要的碳排放罪魁祸首集中于美国、欧洲、东亚及印度,而不是马来西亚。

不过大马的 CO2 排放量多年来不断大幅增长。从2006年到 2019年,大马的排放量就由1亿8700万吨,增加到2亿4880万吨,增幅达33%。

亚洲开发银行将大马、印尼、菲律宾、泰国和越南列为碳排放前五名的国家,占了东南亚90%的排放量。

即便如此,正如前能源、工艺、科学、气候变化和环境部长杨美盈所说的,大马排放的温室气体量,其实并不会对全球排放量造成巨大影响。

联合国数据显示,2011年能源领域占大马温室气体排放量的76%(72% CO2)。然而,大马总体而言仅占全球排放量的0.6%

因此,杨美盈向《当今大马》坦言,无论大马削减多少碳排放“都不会改变世界”,但她强调,即便如此,大马没有理由不减碳。

“这概念很简单……我们致力为环境尽一份力量。”

不过,马来西亚减少碳足迹的理由,并不只是道德及伦理责任。

数十万吨的锅底灰(bottom ash)堆积于储存池中。 摄影/ 《当今大马》慕克里兹(Mukhriz Hazim)

生与死

全球务必摆脱对煤炭的依赖,不仅因为气候变迁危机,也因为它还攸关生死。

《心血管研究》(Cardiovascular Research)期刊的一项研究把化石燃料所引发的空气污染,视作“人为的健康风险”(anthropogenic health risk),意即人类行为所导致的风险。

该研究引用2015年的数据,并发现空气污染是“全球健康风险的主要因素”,甚至更甚于艾滋病(AIDS)或HIV病毒、寄生虫,或是多数的病媒传播的疾病(vector-borne diseases)。

“它(化石燃料的空污)所导致的(预期寿命折损),比起任何形式的暴力高出了一个等级;比起吸烟,它则高出三分之一。”

哈佛大学的研究则估计,2018年全球有870万人死于与化石燃料相关的污染,而中国、印度、北美东部、欧洲和东南亚地区尤其严重。

这些死亡数字,占当年全球死亡人数的18%,或约五分之一。

国际能源署(IEA)预估,东南亚的能源需求增加最快,预计在2040年之前,东南亚将有 超过61万4000人因空污而早逝。

如果能采取更永续的能源措施,包括符合《巴黎协定》的做法,那么死亡人数将可降低高达63.2%。

估计2024年以前,东南亚将有61万4135人因空污而早逝。

若落实永续能源措施,死亡人数可减少至22万6036人。

不过,到底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?

这是因为发电厂在燃煤过程中,会排放有毒和致癌的污染物,其中包括二氧化氮 (NO2)、一氧化碳 (CO) 和二氧化硫 (SO2)。

惟主要的罪魁祸首,其实是PM2.5 悬浮微粒。当人类将它吸入后会深入肺部,可能导致癌症、心脏病、哮喘,以及其他疾病或死亡案例。

PM2.5悬浮微粒,正是大马环境局管理空气品质时,所列管的6种污染物之一。

《当今大马》无法找到大马的化石燃料相关的空气污染所致的“过早死亡”或“健康危害”的报告,但燃煤产地城镇的村民长期抱怨污染问题。

今年,吉隆坡一家医院所做的本地研究显示,PM2.5悬浮微粒也是2019冠状病毒的载体。

然而,值得注意的是,燃煤发电厂并不PM2.5的唯一来源,其他来源包括了车辆和柴油驱动的设备。

雪州一座燃煤发电厂。摄影/ 《当今大马》慕克里兹(Mukhriz Hazim)

除了带来空气污染,在地渔民此前曾控诉煤炭的另一种外部成本,即煤炭驳船所倾倒和溢出的煤尘,污染了马六甲海峡附近的水域。

对于安若(Aroe Ajoeni)而言,煤炭能源产业丑陋的另一面,即煤矿开采伤害环境及当地社群,而且往往都没妥善解决。

安若是大马气候行动组织(KAMY)研究员。她来自印尼加里曼丹,也就是大马入口煤炭的来源地。

她忆述,其家庭成员遭遇过洪灾之苦,更深信洪灾与采矿活动脱不了关系。

今年,印尼南加里曼丹发生大洪灾,煤矿开采相信是肇因之一,这场洪灾导致超过10万人流离失所。

印尼南加里曼丹班加尔(Banjar)拉惹河村(Sungai Raya)的居民在水中跋涉,以迁出避难。
印尼南加里曼丹班加尔(Banjar)拉惹河村(Sungai Raya)的居民在水中跋涉,以迁出避难。

安若受访时说:“(在印尼的)煤矿开采真是疯了,非常猖狂,且直接影响到那里的社群。”

她补充,实际上很难计算这对当地人口造成的绝对影响,而这个问题因而变得更加复杂。

早在2014年,砂拉越斯里阿曼(Sri Aman)的史兰迪(Selantik)煤矿场,在采矿时发生爆炸,3名矿工死亡,数十人受伤。

虽然这是稀罕的事例,但有时会当可燃的甲烷气体和煤尘积累时,就可能发生爆炸。

印尼莫拉图斯(Meratus)东南部山区的亚山亚山(Asam-asam)盆地,煤矿公司Sinar Mas与PT Borneo Indobara的矿区。摄影/ 绿色和平 Daniel Beltra

马来西亚到底承诺过什么?实际做得如何?

大马的许诺可谓野心勃勃,但其实早在签署《巴黎协定》之前,马来西亚就已开始从“燃煤思维”的发展中国家,转向“意识煤炭有害”的状态。

2009年,在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期间,时任首相的纳吉拍胸口地公布,大马在2020年之前,“有望”让GDP温室气体排放强量,相较于2005年减少40%。

随后,他在2015年承诺,2030年之前将GDP温室气体排放量,降低35至45%

这两项承诺能否达成,部分取决于大马是否能透过较发达经济体获得融资和技术转移,但实际上未曾实现。当时纳吉

“除了呼吁发达国家做事外,我承诺马来西亚会投入行动,我代表马来西亚承诺将显著削减(温室气体排放),即便这意味必须花钱,但我们依然会这样做。” - 纳吉

此举在当时发展中及东南亚国家之中,算是展示先驱之姿,让纳吉获得不少掌声。

不过,同时也有不少人批评。

社会主义党的环境与气候危机局全国协调员沙兰(Sharan Raj)就是其中一人。他批评纳吉与随后的政权,都是 用操弄数据的“肮脏手段”,让账面数据好看而已。

这里的关键词是“GDP温室气体排放量”,它意味从2009年到去年2020年,马来西亚政府把“绝对碳排放量”跟“名义经济规模”(nominal economic size)合并起来谈。

沙兰认为,纳吉将温室气体减排与GDP挂钩起来,而不是以“总排放量”或“绝对排放量”为准,乃是在全球舞台立下坏先例。

因为这种的指标,无法让人察觉有害气体进入大气层的实际浓度。

“(这意味着)只要大马的GDP持续增长,不衰退,大马就更容易达到目标。”

“我们看似正迈向排放目标,但实际上却是CO2 排放量持续地增长。”

今年8月,时任慕尤丁政府提高承诺,声称要在2030年降低碳排放强度至GDP的45%,这比2015年的承诺提高了10%。

《2015年巴黎协定》

全球196个国家所签署的气候变化国际条约。此前,《1977年京都议定书》(Kyoto Protocol)并无要求发展中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,而这项国际条约则更进一步设立要求。

  • 此条约设定了全球气温上升必须控制在2°C以内,并努力达成控制在1.5°C以内。
  • 为了达成目标,必须尽快让温室气体排放开始下降,而发展中国家则耗时更长。
  • 参与国须准备完整的全国气候行动计划,即“国家自主贡献”(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, NDCs)并加以维护及公布排放量。.
  • 减少排放的目标,必须高于现有的情况,且每五年须重新检视和调整。各国必须努力减少碳排放。
  • 发展中国家在2020年以前须每年出资1000亿美元,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迁;后来已展延到2025年。

马来西亚承诺了什么?

承诺
2030年之前,温室气体排放量须由2005年的数值下降45%。其中,35%是无条件设定的,10%则取决于是否获得发达国家的气候融资、技术转移和赋能(capacity building)。
基准年份
2005年
基准年的排放量
288,663 Gg CO2eq
基准年的GDP
5435亿7800万令吉
落实时程
2021年-2030年

资料来源: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

更干净的煤炭能源及再生能源

尽管政府似乎错误很多,但有一件事情却是方向正确的,即让煤炭发电过程更“干净”。

马来西亚有4座“超超临界燃煤”(Ultra-supercritical Coal-fired)发电厂,新的设计靠着极度高温和水压,让每兆瓦小时(MWh)的煤炭燃烧量更少。

结果是怎样?这样的方式能让燃煤发电效率提高(可高达40%),并让碳排放及污染物排放降低,也减少残灰废料。

斥资60亿令吉打造的霹雳州Manjung4发电站,2016年开始运营,是东南亚第一座高效超临界发电厂。几年后,Manjung5接着投入运作。

大马的另外2个超高效的超超临界电厂(über-efficient ultra-supercritical plants)是位于柔佛的丹绒宾能源公司(Tanjung Bin Energy)及森美兰的吉马东电力公司(Jimah East Power)。

森美兰的2000兆瓦吉马东发电厂,是4个超临界燃煤电厂之一,使用较少煤炭,也释放较少温室气体。
森美兰的2000兆瓦吉马东发电厂,是4个超临界燃煤电厂之一,使用较少煤炭,也释放较少温室气体。

纳吉执政期间,政府致力推动增加再生能源使用。

国家再生能源政策和行动计划于2009年启动,后来立下《2011年再生能源法案》和设立大马永续能源发展机构(SEDA)加以支持,放眼扩大再生能源对国家发电的占比。

大约十年前,再生能源已普遍视为可行的能源方式。 然而,2009年政策思维,是希望透过增加使用太阳能、生物质能(biowaste)及水力发电,为家庭及工厂供电,从而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。

政府这些政策努力并非口惠不实,应受到肯定。

十年前,再生能源占大马电力结构的不到1%。近十年,这个占比持续有所增长,政府现在的目标是 2025年以前,实现再生能源装机容量(RE Installed Capacity)的提高到31%。

太阳能是马来西亚较具竞争力的再生能源。图/TNB提供

沙兰虽然认可政府将更多可再生能源纳入发电组合,但他对政府的目标,仍然抱持批评态度。

因为“装机容量”指的是,能源设备所能产出的最大量能,不代表实际产出的电能。

“装机容量是一个能源领域的专业术语,(政府)利用来转移目标。”

“这个目标不是说,马来西亚将会在2025年以前,让再生能源占总发电量的31%,而是说,它的发电量能是31%。我们实际会不会去做,还不确定。”

沙兰提出一个比喻:

实际上,大马未来20年的电力预测清楚显示,化石燃料仍会是能源组合中的主要来源,尤其是燃煤发电。

首相依斯迈上个月向国会提呈第12大马计划时重申,大马不会再新建燃煤发电厂。因此,多出来的煤炭产能或许意味现有的燃煤电厂需要增产

为什么不完全去除燃煤发电呢?

第一、这意味着,马来西亚需要停用所有燃煤发电站,考量到现有的能源采购协议仍然有效,这不是一种可以立即去做选择。

能源采购协议,是独立电力供应商与政府之间所签署的长期供电协议,供应商负责发电厂的运作,产出电能供应给全国的能源网。

根据现有协议,大部分仍在运作的燃煤发电站,到退役的期限都还有十年到二十年。

第二,如同前能源部长杨美盈所解释的,我们必须考虑基本负荷量。

“身为政策制定者,尤其是在规划发电组合方面,我们必须关照3件事:永续、可负担和安全。“

“能源规划上,你必须有基本负荷能源,意思就是一直都有的电力供应。举例来说,太阳能是间歇的, 因此不可以拿来当作基本负荷能源。

“所以,除非我们的生物质能、沼气发电,或水力发电能真正满足基本负荷,否则我们无法完全摆脱化石燃料。”

虽然再生能源或许无法成为稳定的基本负荷能源,但至少目前而言,杨美盈提出了一种可能,那就是以天然气作为过渡燃料。

“实际上,天然气的碳强度比煤炭发电低了30%。”

真那么简单吗?

天然气发电:是过渡选项,还是新瓶旧酒?

倡议者长期以来都将天然气吹捧为迈向再生能源的“过渡燃料”。这种想法认为,用天然气代替煤炭等较脏的能源,能逐渐减少对后者的依赖。

这类支持者认为,这种方式有助于在短期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。

依斯迈上个月亦提到,“为了落实更干净的发电,马来半岛将启用多个天然气发电厂,取代燃煤电厂。”

不过,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种观点。沙兰从前支持这种说法,但后来已改变立场。

“这样的论述是在冠病疫情前所提出的。 后来再生能源的价格非常稳定地下降,而全球各国都迅速地采用再生能源和绿色技术。”

“所以,无论是天然气或柴油,说要在马来西亚兴建新的化石燃料发电厂都是不合理的。”
“所以,无论是天然气或柴油,说要在马来西亚兴建新的化石燃料发电厂都是不合理的。” - 沙兰(Sharan Raj)

近年,再生能源的成本稳定地降低,2020年亦持续直线下降。此外,能源供应的能省去续生成本,令干净能源更有吸引力 。

举例来说,燃煤发电厂需要购买煤炭的常年支出,但太阳能发电厂,却不需要购置“太阳能”的成本。

快速发展的技术和创新,也有望改善绿能。尤其,最近澳洲的一项研究中,以数千次的电脑模拟发现,太阳能、生物质能及水力等等再生能源的组合,更有能力应付国家的供电基本负荷的需求。

国能公司在其2020年的年度报告中,也注意到再生能源的成本下降趋势,并提出采用更多永续能源,作为该公司的策略。

“目前,太阳能的发电均化成本已经比天然气更便宜,而且在不久的将来,很可能与煤炭差不多。”

“随着我们趋近价格同等,我们的能源转型不只有益于环境,在经济上也变得可行。”

能源金融专家庁巴克里(Tim Buckley)认为,除了这些再生能源的吸引力及成本效益,天然气作为过渡燃料的观点其实还有另一个问题。

那就是,天然气发电可不一定更干净。

“过去十多年来,全球化石天然气产业一直在告诉我们,天然气是过渡燃料……但如今真是这样吗?”

“如果你的目标是减少碳排放,你可不能以投资更多碳排放来达成。”他说。巴克里目前任职于的能源经济与金融分析研究所(IEEFA) 澳洲/南亚分部。

天然气的主要成分是甲烷,它也是一种温室气体。虽然在大气中的含量不如 CO2那么多,但它的吸热能力却是25 倍。

巴克里说,从前很少研究去追踪甲烷的污染,但现在卫星验证已能更容易地追踪排放源。

“你可以看到它们(温室气体)来自煤矿。你也可以看到,它们来自天然气管线的泄漏。你现在甚至可以追踪到最靠近的平方米位置,所以我们能确切地知道,谁在做什么。”

杨美盈某程度上也认同这一点。

“天然气的问题在于它可能会在运输过程中从管线中泄漏。甲烷是比二氧化碳更强的温室气体。我们需调查意外泄露的排放,到底有多少排放量。”她在视讯采访中解释。

“(然而)目前能源领域普遍认为,天然气仍(比煤炭)更干净。我重申,如果天然气没有比较干净,我们仍需要考虑基本负荷。

“水力发电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基本符合,只要你不要去淹没一大片热带雨林就好了。”

金马仑苏丹阿布巴卡水坝。 图/TNB提供

各方面看来,大马都有望兑现签署《巴黎协定》时的承诺,但有种感觉是,使用媒体方面,大马显得远远落后于众多世界强大经济体。

沙兰说:“若不看印度和中国,拿大马与越南和印尼比较时,这里的煤炭增长率近乎是呈指数增长。

“我们一直躲在中国这种龙头老大背后。 这其实相当侮辱,就能源和财务能力而言,我们可以做得更好。”

那么,我们真正的目标应该是净零碳排放? 也就是确保释放到大气层中的碳量,不超过从大气层排出。

大马历任政府,包括最近才垮台慕尤丁政府,都不愿扛起净零碳排放的目标。

不过,现在就连全球碳排放量最高的中国,也开始放眼达致零碳排,而大马的燃料生产商国油公司(Petronas)亦有类似目标。因此,政府接下来重新定调其承诺,也是自然而然的事。

因此,依斯迈在第12大马计划中宣布净零碳排放的宏大计划,是及时之举。但批评者很快点出,他在致辞时并没有定下具体实现日期,仅是说马来西亚“最早”可在2050年成为碳中和国。

此外,第12大马计划文件也没有提及这项计划的截止日期,而只是说明那是“长期”计划。

沙兰认为,这次宣布对商家、产业以及政府并没有任何约束力,反之,如果政府把“最早实现”的年份,换成“最迟实现”的年份,结果就会非常不一样。

“以这种速度,即便2100年达致目标,(他们也会说)算是可以接受的。”

“(把‘最快’改为‘最迟’)才能驱动大家动起来,因为他们知道政府届时会实行。”

不过,一些专家也对第12大马计划的部分措施持乐观态度。比如说,计划里的国家能源政策路线图,包括引入碳价机制及碳税等措施。这些措施符合能源专家素来鼓励业者减碳的呼吁。

亚洲商学院助理教授兼能源及环境政治专家雷纳托(Renato Lima de Oliveira) 表示,政府能做的就是同时采用“萝卜和棍棒”的奖惩之道。

“你要有促进再生能源的政策,例如净计量、上网电价(feed-in tariffs)、大规模的太阳能选项、税收减免补助,你也可以推行一些不鼓励化石燃料的政策,例如落实碳税(carbon tax)。”

然而,就像净零碳排计划一样,魔鬼藏在细节里。政府的具体减碳措施在2022年后才会公布。

如果大马需要更多改变的诱因,能源金融专家巴克里认为,最好的选择就是追逐金钱

“(所以)关键不在于未来五年内要关闭大马现有的(燃煤发电)厂,而是让新资本注入到(对的)方案上,这等同于是换来10年、20年的过渡期,”巴克里说。

杨美盈也同意这一点,也就是大马很自然地应迈向更环保的能源组合。

“这是非常自然的,因为这是我们能发展的绿色产业。如果你看看我们的再生能源目标,它实际上会创造5万个新的绿色就业机会,并带来330亿令吉的投资。”

“所以,你在谈的就是绿色产业,我们可以建立这整个(绿能)生态系统。” 杨美盈受访时补充。

比方说,大马的光伏电池和其他太阳能技术制造商,已跻身世界舞台的最前端

登嘉楼肯逸湖的苏丹马末水坝。
登嘉楼肯逸湖的苏丹马末水坝。

纵观史今:大马的重要能源政策

由此迈向何处?

因此,摆脱肮脏的煤炭发电,最明确的解方就是推动干净能源的具体政策。然而,尽管政府已有最新宣布,大马目前仍缺乏明确清晰的计划,来实现大马在防止气候变迁的承诺。

大马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,尤其政策立法,以确保迈向绿能的政策方针,不会因为部长或政权的变换而废止。

沙兰说:“根据前首相马哈迪执政时期开始的先例,政府只是以行政命令方式推行,而没有相关立法。”

“若没有法律来设立确切目标,一旦部长换人,政策便可能终止。”

不过,公民及草根团体的施压,或许能掀动及催生更强有力的变革,就如同不少发达的国家那样。

“任何政治经济的转向之中,其中一种关键因素,就是社会压力。若你去看看这些(绿能)政策最为获得采纳的地方,非政府组织及绿党势必活跃地将社会推向这个方向。”雷纳托说。

“这不只是由上而下的事情,不是说政府凭空决定的。它应该是由下至上,因社会其他方面的压力去推动政策制定。”
“这不只是由上而下的事情,不是说政府凭空决定的。它应该是由下至上,因社会其他方面的压力去推动政策制定。” - 雷纳托(Renato Lima de Oliviera)

安若也同意这种观点。她分享道,东南亚区域的气候正义组织目前也在相互协调及合作,迈向这样的目标。

“大马气候行动组织(KAMY)与多个气候正义组织密切合作,我们也慢慢地建立其一个新的松散联盟,叫做东南亚气候同盟(Southeast Asia Climate Alliance)。”

她坦言,这种依赖煤炭发电的困境,其实没有一蹴而就的解放。

大马设定正确的目标虽然很重要,但“我们其实不需要空洞的承诺。”

注:编者注:《当今大马》已联系大马永续能源发展机构(SEDA)和能源及天然资源部寻求回应。SEDA表示,该机构正在汇正数据,并尽快回应,但截稿之际由于政权更迭,该部官员随后表示无法评论此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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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作团队

《当今大马》新闻实验室为您带来这篇报道。2021年10月20日刊登 。本篇报道在朱迪思尼尔森的“亚洲报道计划”(Judith Neilson Institute’s Asian Stories project)支持下完成。印尼媒体《Tempo》、越南的《媒体与发展倡议中心》、Tansa、《澳洲金融评论》、《韩国记者调查中心》与《打破新闻》(Newstapa)等新闻机构也在此计划下合作。

  • 企划协调人
    达希妮(Darshini Kandasamy)
  • 资料研究与作者
    达希妮与艾文葛美兹(Edward Gomez)
  • 编审
    艾迪拉(Aidila Razak)
  • 影像
    慕克里兹(Mukhriz Hazim)与阿祖丁(Azudin Hidzir)
  • 剪辑师
    达尼尔(Daniel Anthony)
  • 编程及设计
    李龙辉、哈兹曼与黄俊南
  • 插画
    沙里曼(Syariman Badrulzaman)与达希妮
  • 翻译
    黄凯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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