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合国目前已为人类拉响“红色警报”。

联合国给世界各国政府的一份报告中，数百名科学家皆警告，全球暖化可能造成本世纪之内温度上升2摄氏度。

人类的活动已“毫无疑问地”用“史无前例的”速度，改变地球的气候。

除非立即采取严厉措施，减少阻碍地球散热的二氧化碳 (CO₂) 与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，更极端的天气变化及可怕的后果势必将接踵而来。 事实上，专家指出，气候变化的影响早已显现，马来西亚也不例外。

联合国今年8月发布“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”（IPCC）报告强调，《2015年巴黎协定》的崇高目标更为紧迫。马来西亚等全球近200个国家都签署了这项协定，主要目标是将全球升温限制在2℃以内，较理想是1.5℃以内。

马来西亚在2009年及2015年，先后多次在巴黎承诺有条件地大幅削减温室气体排放，并允诺2030年以前把排放量，相较2005年降低至少35%。

虽然确实正在努力的路上，但不少批评者认为，要达致这个远大雄心的减碳目标，马来西亚政府目前所做还不足够。不仅煤炭是最大的化石燃料污染源，也是大马当前最主要的发电方式。最新的燃煤发电厂预计2044年退役，距离现在还有20多年之久。

此外，依斯迈政府上台后，承诺最早要在2050年成为碳中和国家，停止兴建新的燃煤电厂。

但批评者认为，这番承诺太过模糊，而政府至今尚未有更多的阐述。

我们如今处于怎样的位置？大马要达成目标有多远？究竟是“漂绿”，还是实际的环保规划呢？

大马的燃煤发电厂

煤炭的爱恨情仇

尽管大马把“减少依赖煤炭”列为长期规划，若没有全面的蓝图，大马恐怕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。实际上，煤炭使用量不减反增。

巴黎协定签定的2015年，大马半岛及砂拉越总共消耗2760 万公吨煤炭，2018年则上升到3530万吨。

随着森美兰的东宜麦电力私人有限公司（Jimah East Power）及砂拉越的万年烟（Balingian）两座燃煤发电厂 2019年投入运作，煤炭使用量预计仍会持续攀升。

根据联邦及砂拉越政府能源部门的公开数据，去年的煤炭使用量估计为4290万公吨，是2009年大马首次承诺减少CO₂ 排放时的两倍之多。

其中，94%的煤炭使用量是转化为电力。

这样的高需求意味着大马每年进口越来越多煤炭，尤其是大马半岛。

西马曾经是煤炭产地，例如雪兰莪州的煤炭山（Batu Arang），就是1900年代初期由英国人发现它丰富的煤炭蕴含量，才因而得名。目前，砂拉越是国内仅存的唯一煤炭开采地。

东马生产的大部分煤炭由政府拥有的砂拉越能源有限公司（SEB）使用来发电，并输入砂州的供电网路。虽然如此，砂拉越目前 75% 的电力是靠水力发电。至于沙巴，则不开采煤炭，也没有使用燃煤发电。

官联公司国能公司（TNB）除了是马来西亚主要的电力公司，它也为半岛的国能发电厂和其他独立电力生产商 (IPP) 供应煤炭。国能公司的部分煤炭仰赖入口。

半岛的煤炭63%源于邻国印尼，22%来自澳洲，14%来自俄罗斯，而南非则占其余的1%。

去年，国能公司耗费91亿令吉进口煤炭。该公司2020年的年度报告也揭示，煤炭“向来都是马来西亚最便宜的燃料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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煤炭这件事

虽然煤炭是最便宜的燃料来源，但它同时也是最脏的。

简言之，在天然气和石油等各类化石燃料之中，煤炭释放的二氧化碳最多，而二氧化碳正是温室效应的主要元凶。

然而，煤炭迄今仍是全球最主要的能源。

经同侪审核的科学期刊《环境研究快报》（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）近期发表的研究显示，全球5%发电厂（全为燃煤发电）的碳排放量就占了能源组别碳排放的73%。

没错，最主要的碳排放罪魁祸首集中于美国、欧洲、东亚及印度，而不是马来西亚。

不过大马的 CO₂ 排放量多年来不断大幅增长。从2006年到 2019年，大马的排放量就由1亿8700万吨，增加到2亿4880万吨，增幅达33%。

亚洲开发银行将大马、印尼、菲律宾、泰国和越南列为碳排放前五名的国家，占了东南亚90%的排放量。

即便如此，正如前能源、工艺、科学、气候变化和环境部长杨美盈所说的，大马排放的温室气体量，其实并不会对全球排放量造成巨大影响。

联合国数据显示，2011年能源领域占大马温室气体排放量的76%（72% CO₂）。然而，大马总体而言仅占全球排放量的0.6%。

因此，杨美盈向《当今大马》坦言，无论大马削减多少碳排放“都不会改变世界”，但她强调，即便如此，大马没有理由不减碳。

“这概念很简单……我们致力为环境尽一份力量。”

不过，马来西亚减少碳足迹的理由，并不只是道德及伦理责任。

生与死

全球务必摆脱对煤炭的依赖，不仅因为气候变迁危机，也因为它还攸关生死。

《心血管研究》（Cardiovascular Research）期刊的一项研究把化石燃料所引发的空气污染，视作“人为的健康风险”（anthropogenic health risk），意即人类行为所导致的风险。

该研究引用2015年的数据，并发现空气污染是“全球健康风险的主要因素”，甚至更甚于艾滋病（AIDS）或HIV病毒、寄生虫，或是多数的病媒传播的疾病（vector-borne diseases）。

“它（化石燃料的空污）所导致的（预期寿命折损），比起任何形式的暴力高出了一个等级；比起吸烟，它则高出三分之一。”

哈佛大学的研究则估计，2018年全球有870万人死于与化石燃料相关的污染，而中国、印度、北美东部、欧洲和东南亚地区尤其严重。

这些死亡数字，占当年全球死亡人数的18%，或约五分之一。

国际能源署（IEA）预估，东南亚的能源需求增加最快，预计在2040年之前，东南亚将有 超过61万4000人因空污而早逝。

如果能采取更永续的能源措施，包括符合《巴黎协定》的做法，那么死亡人数将可降低高达63.2%。

不过，到底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？

这是因为发电厂在燃煤过程中，会排放有毒和致癌的污染物，其中包括二氧化氮 (NO2)、一氧化碳 (CO) 和二氧化硫 (SO2)。

惟主要的罪魁祸首，其实是PM_2.5 悬浮微粒。当人类将它吸入后会深入肺部，可能导致癌症、心脏病、哮喘，以及其他疾病或死亡案例。

PM2.5悬浮微粒，正是大马环境局管理空气品质时，所列管的6种污染物之一。

《当今大马》无法找到大马的化石燃料相关的空气污染所致的“过早死亡”或“健康危害”的报告，但燃煤产地城镇的村民长期抱怨污染问题。

今年，吉隆坡一家医院所做的本地研究显示，PM_2.5悬浮微粒也是2019冠状病毒的载体。

然而，值得注意的是，燃煤发电厂并不PM2.5的唯一来源，其他来源包括了车辆和柴油驱动的设备。

除了带来空气污染，在地渔民此前曾控诉煤炭的另一种外部成本，即煤炭驳船所倾倒和溢出的煤尘，污染了马六甲海峡附近的水域。

对于安若（Aroe Ajoeni）而言，煤炭能源产业丑陋的另一面，即煤矿开采伤害环境及当地社群，而且往往都没妥善解决。

安若是大马气候行动组织（KAMY）研究员。她来自印尼加里曼丹，也就是大马入口煤炭的来源地。

她忆述，其家庭成员遭遇过洪灾之苦，更深信洪灾与采矿活动脱不了关系。

今年，印尼南加里曼丹发生大洪灾，煤矿开采相信是肇因之一，这场洪灾导致超过10万人流离失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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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若受访时说：“（在印尼的）煤矿开采真是疯了，非常猖狂，且直接影响到那里的社群。”

她补充，实际上很难计算这对当地人口造成的绝对影响，而这个问题因而变得更加复杂。

早在2014年，砂拉越斯里阿曼（Sri Aman）的史兰迪（Selantik）煤矿场，在采矿时发生爆炸，3名矿工死亡，数十人受伤。

虽然这是稀罕的事例，但有时会当可燃的甲烷气体和煤尘积累时，就可能发生爆炸。

马来西亚到底承诺过什么？实际做得如何？

大马的许诺可谓野心勃勃，但其实早在签署《巴黎协定》之前，马来西亚就已开始从“燃煤思维”的发展中国家，转向“意识煤炭有害”的状态。

2009年，在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期间，时任首相的纳吉拍胸口地公布，大马在2020年之前，“有望”让GDP温室气体排放强量，相较于2005年减少40%。

随后，他在2015年承诺，2030年之前将GDP温室气体排放量，降低35至45%。

这两项承诺能否达成，部分取决于大马是否能透过较发达经济体获得融资和技术转移，但实际上未曾实现。当时纳吉说：

此举在当时发展中及东南亚国家之中，算是展示先驱之姿，让纳吉获得不少掌声。

不过，同时也有不少人批评。

社会主义党的环境与气候危机局全国协调员沙兰（Sharan Raj）就是其中一人。他批评纳吉与随后的政权，都是 用操弄数据的“肮脏手段”，让账面数据好看而已。

这里的关键词是“GDP温室气体排放量”，它意味从2009年到去年2020年，马来西亚政府把“绝对碳排放量”跟“名义经济规模”（nominal economic size）合并起来谈。

沙兰认为，纳吉将温室气体减排与GDP挂钩起来，而不是以“总排放量”或“绝对排放量”为准，乃是在全球舞台立下坏先例。

因为这种的指标，无法让人察觉有害气体进入大气层的实际浓度。

“（这意味着）只要大马的GDP持续增长，不衰退，大马就更容易达到目标。”

“我们看似正迈向排放目标，但实际上却是CO₂ 排放量持续地增长。”

今年8月，时任慕尤丁政府提高承诺，声称要在2030年降低碳排放强度至GDP的45%，这比2015年的承诺提高了10%。

更干净的煤炭能源及再生能源

尽管政府似乎错误很多，但有一件事情却是方向正确的，即让煤炭发电过程更“干净”。

马来西亚有4座“超超临界燃煤”（Ultra-supercritical Coal-fired）发电厂，新的设计靠着极度高温和水压，让每兆瓦小时（MWh）的煤炭燃烧量更少。

结果是怎样？这样的方式能让燃煤发电效率提高（可高达40%），并让碳排放及污染物排放降低，也减少残灰废料。

斥资60亿令吉打造的霹雳州Manjung4发电站，2016年开始运营，是东南亚第一座高效超临界发电厂。几年后，Manjung5接着投入运作。

大马的另外2个超高效的超超临界电厂（über-efficient ultra-supercritical plants）是位于柔佛的丹绒宾能源公司（Tanjung Bin Energy）及森美兰的吉马东电力公司（Jimah East Power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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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吉执政期间，政府致力推动增加再生能源使用。

国家再生能源政策和行动计划于2009年启动，后来立下《2011年再生能源法案》和设立大马永续能源发展机构（SEDA）加以支持，放眼扩大再生能源对国家发电的占比。

大约十年前，再生能源已普遍视为可行的能源方式。 然而，2009年政策思维，是希望透过增加使用太阳能、生物质能（biowaste）及水力发电，为家庭及工厂供电，从而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。

政府这些政策努力并非口惠不实，应受到肯定。

十年前，再生能源占大马电力结构的不到1%。近十年，这个占比持续有所增长，政府现在的目标是 2025年以前，实现再生能源装机容量（RE Installed Capacity）的提高到31%。

沙兰虽然认可政府将更多可再生能源纳入发电组合，但他对政府的目标，仍然抱持批评态度。

因为“装机容量”指的是，能源设备所能产出的最大量能，不代表实际产出的电能。

“装机容量是一个能源领域的专业术语，（政府）利用来转移目标。”

“这个目标不是说，马来西亚将会在2025年以前，让再生能源占总发电量的31%，而是说，它的发电量能是31%。我们实际会不会去做，还不确定。”

沙兰提出一个比喻：

实际上，大马未来20年的电力预测清楚显示，化石燃料仍会是能源组合中的主要来源，尤其是燃煤发电。

首相依斯迈上个月向国会提呈第12大马计划时重申，大马不会再新建燃煤发电厂。因此，多出来的煤炭产能或许意味现有的燃煤电厂需要增产。

为什么不完全去除燃煤发电呢？

第一、这意味着，马来西亚需要停用所有燃煤发电站，考量到现有的能源采购协议仍然有效，这不是一种可以立即去做选择。

能源采购协议，是独立电力供应商与政府之间所签署的长期供电协议，供应商负责发电厂的运作，产出电能供应给全国的能源网。

根据现有协议，大部分仍在运作的燃煤发电站，到退役的期限都还有十年到二十年。

第二，如同前能源部长杨美盈所解释的，我们必须考虑基本负荷量。

“身为政策制定者，尤其是在规划发电组合方面，我们必须关照3件事：永续、可负担和安全。“

“能源规划上，你必须有基本负荷能源，意思就是一直都有的电力供应。举例来说，太阳能是间歇的， 因此不可以拿来当作基本负荷能源。

“所以，除非我们的生物质能、沼气发电，或水力发电能真正满足基本负荷，否则我们无法完全摆脱化石燃料。”

虽然再生能源或许无法成为稳定的基本负荷能源，但至少目前而言，杨美盈提出了一种可能，那就是以天然气作为过渡燃料。

“实际上，天然气的碳强度比煤炭发电低了30%。”

真那么简单吗？

天然气发电：是过渡选项，还是新瓶旧酒？

倡议者长期以来都将天然气吹捧为迈向再生能源的“过渡燃料”。这种想法认为，用天然气代替煤炭等较脏的能源，能逐渐减少对后者的依赖。

这类支持者认为，这种方式有助于在短期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。

依斯迈上个月亦提到，“为了落实更干净的发电，马来半岛将启用多个天然气发电厂，取代燃煤电厂。”

不过，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种观点。沙兰从前支持这种说法，但后来已改变立场。

“这样的论述是在冠病疫情前所提出的。 后来再生能源的价格非常稳定地下降，而全球各国都迅速地采用再生能源和绿色技术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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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，再生能源的成本稳定地降低，2020年亦持续直线下降。此外，能源供应的能省去续生成本，令干净能源更有吸引力 。

举例来说，燃煤发电厂需要购买煤炭的常年支出，但太阳能发电厂，却不需要购置“太阳能”的成本。

快速发展的技术和创新，也有望改善绿能。尤其，最近澳洲的一项研究中，以数千次的电脑模拟发现，太阳能、生物质能及水力等等再生能源的组合，更有能力应付国家的供电基本负荷的需求。

国能公司在其2020年的年度报告中，也注意到再生能源的成本下降趋势，并提出采用更多永续能源，作为该公司的策略。

“目前，太阳能的发电均化成本已经比天然气更便宜，而且在不久的将来，很可能与煤炭差不多。”

“随着我们趋近价格同等，我们的能源转型不只有益于环境，在经济上也变得可行。”

能源金融专家庁巴克里（Tim Buckley）认为，除了这些再生能源的吸引力及成本效益，天然气作为过渡燃料的观点其实还有另一个问题。

那就是，天然气发电可不一定更干净。

“过去十多年来，全球化石天然气产业一直在告诉我们，天然气是过渡燃料……但如今真是这样吗？”

“如果你的目标是减少碳排放，你可不能以投资更多碳排放来达成。”他说。巴克里目前任职于的能源经济与金融分析研究所(IEEFA) 澳洲/南亚分部。

天然气的主要成分是甲烷，它也是一种温室气体。虽然在大气中的含量不如 CO₂那么多，但它的吸热能力却是25 倍。

巴克里说，从前很少研究去追踪甲烷的污染，但现在卫星验证已能更容易地追踪排放源。

“你可以看到它们（温室气体）来自煤矿。你也可以看到，它们来自天然气管线的泄漏。你现在甚至可以追踪到最靠近的平方米位置，所以我们能确切地知道，谁在做什么。”

杨美盈某程度上也认同这一点。

“天然气的问题在于它可能会在运输过程中从管线中泄漏。甲烷是比二氧化碳更强的温室气体。我们需调查意外泄露的排放，到底有多少排放量。”她在视讯采访中解释。

“（然而）目前能源领域普遍认为，天然气仍（比煤炭）更干净。我重申，如果天然气没有比较干净，我们仍需要考虑基本负荷。

“水力发电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基本符合，只要你不要去淹没一大片热带雨林就好了。”

各方面看来，大马都有望兑现签署《巴黎协定》时的承诺，但有种感觉是，使用媒体方面，大马显得远远落后于众多世界强大经济体。

沙兰说：“若不看印度和中国，拿大马与越南和印尼比较时，这里的煤炭增长率近乎是呈指数增长。

“我们一直躲在中国这种龙头老大背后。 这其实相当侮辱，就能源和财务能力而言，我们可以做得更好。”

那么，我们真正的目标应该是净零碳排放？ 也就是确保释放到大气层中的碳量，不超过从大气层排出。

大马历任政府，包括最近才垮台慕尤丁政府，都不愿扛起净零碳排放的目标。

不过，现在就连全球碳排放量最高的中国，也开始放眼达致零碳排，而大马的燃料生产商国油公司（Petronas）亦有类似目标。因此，政府接下来重新定调其承诺，也是自然而然的事。

因此，依斯迈在第12大马计划中宣布净零碳排放的宏大计划，是及时之举。但批评者很快点出，他在致辞时并没有定下具体实现日期，仅是说马来西亚“最早”可在2050年成为碳中和国。

此外，第12大马计划文件也没有提及这项计划的截止日期，而只是说明那是“长期”计划。

沙兰认为，这次宣布对商家、产业以及政府并没有任何约束力，反之，如果政府把“最早实现”的年份，换成“最迟实现”的年份，结果就会非常不一样。

“以这种速度，即便2100年达致目标，（他们也会说）算是可以接受的。”

“（把‘最快’改为‘最迟’）才能驱动大家动起来，因为他们知道政府届时会实行。”

不过，一些专家也对第12大马计划的部分措施持乐观态度。比如说，计划里的国家能源政策路线图，包括引入碳价机制及碳税等措施。这些措施符合能源专家素来鼓励业者减碳的呼吁。

亚洲商学院助理教授兼能源及环境政治专家雷纳托(Renato Lima de Oliveira) 表示，政府能做的就是同时采用“萝卜和棍棒”的奖惩之道。

“你要有促进再生能源的政策，例如净计量、上网电价（feed-in tariffs）、大规模的太阳能选项、税收减免补助，你也可以推行一些不鼓励化石燃料的政策，例如落实碳税（carbon tax）。”

然而，就像净零碳排计划一样，魔鬼藏在细节里。政府的具体减碳措施在2022年后才会公布。

如果大马需要更多改变的诱因，能源金融专家巴克里认为，最好的选择就是追逐金钱。

“（所以）关键不在于未来五年内要关闭大马现有的（燃煤发电）厂，而是让新资本注入到（对的）方案上，这等同于是换来10年、20年的过渡期，”巴克里说。

杨美盈也同意这一点，也就是大马很自然地应迈向更环保的能源组合。

“这是非常自然的，因为这是我们能发展的绿色产业。如果你看看我们的再生能源目标，它实际上会创造5万个新的绿色就业机会，并带来330亿令吉的投资。”

“所以，你在谈的就是绿色产业，我们可以建立这整个（绿能）生态系统。” 杨美盈受访时补充。

比方说，大马的光伏电池和其他太阳能技术制造商，已跻身世界舞台的最前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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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此迈向何处？

因此，摆脱肮脏的煤炭发电，最明确的解方就是推动干净能源的具体政策。然而，尽管政府已有最新宣布，大马目前仍缺乏明确清晰的计划，来实现大马在防止气候变迁的承诺。

大马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，尤其政策立法，以确保迈向绿能的政策方针，不会因为部长或政权的变换而废止。

沙兰说：“根据前首相马哈迪执政时期开始的先例，政府只是以行政命令方式推行，而没有相关立法。”

“若没有法律来设立确切目标，一旦部长换人，政策便可能终止。”

不过，公民及草根团体的施压，或许能掀动及催生更强有力的变革，就如同不少发达的国家那样。

“任何政治经济的转向之中，其中一种关键因素，就是社会压力。若你去看看这些（绿能）政策最为获得采纳的地方，非政府组织及绿党势必活跃地将社会推向这个方向。”雷纳托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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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若也同意这种观点。她分享道，东南亚区域的气候正义组织目前也在相互协调及合作，迈向这样的目标。

“大马气候行动组织（KAMY）与多个气候正义组织密切合作，我们也慢慢地建立其一个新的松散联盟，叫做东南亚气候同盟（Southeast Asia Climate Alliance）。”

她坦言，这种依赖煤炭发电的困境，其实没有一蹴而就的解放。

大马设定正确的目标虽然很重要，但“我们其实不需要空洞的承诺。”

注：编者注：《当今大马》已联系大马永续能源发展机构（SEDA）和能源及天然资源部寻求回应。SEDA表示，该机构正在汇正数据，并尽快回应，但截稿之际由于政权更迭，该部官员随后表示无法评论此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