要命的囚牢记那些枉死冤魂

2021年4月，牛奶小贩格纳巴迪命案震惊全国。

警方于2月24日传召格纳巴迪到鹅唛警察局，协助调查他哥哥的下落。但根据家人的说法，

警方较后不断殴打格纳巴迪，而且拒绝让他吃药。

格纳巴迪最终重伤而被送往士拉央医院，并于4月18日去世。死前，医生不得不为格纳巴迪截去双脚。随着死讯传开，格纳巴迪双脚严重受损的照片也流传开来。

媒体广泛报道格纳巴迪命案，而《当今大马》三名记者，以及前青体部长赛沙迪也因为不断关注和为格纳巴迪发声，而遭警方传召录供。

但拘留所命案并不罕见，格纳巴迪只是其中一例，其他还有莫哈末阿兹兰（2014年）、达门登（2013年）、谢进利（2012年）、古甘（2009年）、沙米亚蒂（2006年）、乌达雅班（2004年）等等众多的受害者。

事实上，早在1998年，人权组织“人民之声”（Suaram）便在他们的第一份马来西亚人权报告强调，1980年至1990年期间，共有151名囚犯在延扣期间死亡，而截至1997年3月31日，记录显示有98名扣留者死亡。

尽管从2005年开始，政府就一再受促设立警察独立投诉与行为不检委员会（IPCMC），同时定期检查扣留者的健康状况，强制架设运作正常的闭路电视，以及其他安全或遏阻措施，但问题依然持续。

美国爆发乔治弗洛伊德命案后，大马社运人士也质疑，在警察暴力和扣留所命案当中，印裔受害者的比例过高。

除此之外，许多其他相关问题，如强迫失踪、发生在监狱和反贪会（MACC）的命案，以及警方私刑的问题也浮现。

扣留者死亡有不同的原因，如自杀、其他扣留者攻击，或者扣留者健康不佳。

但令人不安的是，大多数死亡可能源于执法者的疏忽、酷刑和虐待，而且肇事者往往得以逃过惩罚。

统计数据令人混淆误会

单单在过去两个月，当局所端出的报告就显示，相关问题十分混淆不明。

9月15日，内政部长韩沙再努丁告知国会，截至8月，2021年全年只有6人死在警察拘留所。

不过，这种数据立即遭到人民之声和消除扣留所死亡虐待阵线（Edict）等团体的质疑。他们提醒韩沙，大马人权委员会（Suhakam）在2016年报告阐明了羁押下死亡的定义。

他们说，扣留所命案的时间点涵盖：警察逮捕期间、警察拘留期间、扣留者在送医途中，以及扣留者住院就医期间。

人民之声举例说，西华巴兰在被捕不久后，便在鹅唛警区总部死亡，而乌玛法鲁死在南巴生警区总部的扣留所，但是他却没有纳入上述的6宗扣留所命案。

Edict补充说，根据它们整编所收到案件的统计，从今年1月到8月为止，至少10人死于警察拘留期间。

《当今大马》在2017年的一篇深度报道，比较就扣留所命案而言，民众印象与显示数据的落差。

然而，有一件事是很确定的，那就是统计数据并不清楚，其原因有三：

1. 扣留所命案有不同的定义，所以不同数据之间有出入。扣留者遭到虐打后死于医院的案例，可能不会归类在扣留所命案。

2. 扣留所命案也不仅止于警察拘留所，它们还包含监狱和其他政府单位的死亡事件，甚至包括反贪会（MACC）和移民中心。多年来，内政部并没有把狱中死亡（死者主要是马来人）与警察扣留所死亡（印裔比例过高）分开。

3. 官方数据可疑，毕竟它们是警方所提供内政部的。如果存在虐待或忽视的情节，警方就好背负责任，因而他们有操弄数据的潜在利益。

命运波折的IPCMC

1998年9月，时任副首相安华遭首相马哈迪革职，而安华不久后遭警方逮捕，而当时的全国总警长更在扣留期间殴打他，给他留下黑眼圈。

安华的黑眼圈事件不禁使人担心而质疑，既然有权有势的大人物都会有这种遭遇，则贫穷和边缘群体在警方扣留期间的待遇更加堪忧。

警察暴力无疑存在，而扣留期间死亡更是警察不受制衡的最极端表现。

2003年底，时任首相阿都拉巴达威宣布成立皇家调查委员会，彻查警队的相关问题。

政府当时援引1950年调查委员会法令，设立大马皇家警察运作与管理提升特别委员会，同时委任前联邦法院首席法官莫哈末赛丁掌舵。

皇家委员会深入调查问题，并于2005年提交一份详尽报告，主张设立IPCMC，以专责处理针对警队的投诉以及警察的不当行为。但经过16年，我们依然等待它的创立。

2019年5月，当时新上任的全国总警长阿都哈密宣布设立IPCMC，使人有了希望，以期制衡警察的权力。

然而，今年1月9日，美里警察总部爆发未成年女扣留者遭性侵的丑闻，而且当时警局内的闭路电视竟然没有运作。这种事情曝露警局安保十分松懈。

5月31日，现任全国总警长阿克里沙尼表示，警方未来在扣留嫌犯时会先为他们检查身体，避免再度发生扣留期间死亡事件。

内政部长韩沙目前有意修改警察行为独立委员会（IPCC）法案，并且提呈国会二读，但外界普遍认为，那是原始提案的缩水版，新的委员会可能仅是另一只无牙虎。

相关的反贪会死亡/警察枪击案件

除了警察扣留所命案之外，还有一些必须关注的类似问题，如两宗备受关注的反贪会羁押期间死亡事件，即2009年7月的赵明福命案，以及2011年4月的阿末沙巴尼命案。

还有，牧师许景裕和社运人士安里（Amri Che Mat）的失踪案也悬而未解，人权委员会判断，警察政治部涉及这些失踪案。

内政部长慕尤丁较后设立一个备受质疑的特工队来彻查问题，但始终没有人因此被控。

警察滥权开枪杀人是另一个必须关注的问题，去年发生19起类似事件，涉及24人，其中10人沦为枪下冤魂。

今年初，沙亚南高庭裁定，政府必须就格伦玛丽命案，赔偿三个家庭逾150万令吉，因为警方在近11年前枪杀了他们的孩子。

2010年11月13日，15岁的沙米哈菲兹、22岁的凯鲁尼占，以及21岁的哈纳菲奥玛在沙亚南的格林玛丽遭警察开枪杀害。

警方最初声称，上述三名年轻人持刀抢劫，而后更试图袭警，但是验尸结果显示，子弹数量、射入角度和距离等都推翻了警方的说辞。

同样的持刀袭警说法，也出现在少年阿米奴拉昔命案。格伦玛丽案爆发半年前，即2010年4月，阿米奴拉昔晚上载着友人兜风，遇上警察截查后开车逃逸，结果遭追逐的警员开枪射杀。

警方恣意开枪杀人，再栽放武器来脱罪，是极其严重的问题，因为这种恶行再再破坏警方收集证据的可信度。

今年12月6日，韩沙宣布，警方将成立扣留所死亡刑事调查单位，彻查扣留者死亡事件。

他指出，这个单位成员包括12名警员及1名公务员，并交由一名警监领导。它隶属警队的廉政与标准执行部，并于从明年1月1日开始运作，主要专注在刑事责任、照顾职责，以及标准作业程序的履行。

同时，韩沙再度否认特定种族的扣留者命案比较高。他指出，从2015年至今，扣留所一共通报82宗死亡事件，巫裔占42人、13名华裔、15名印裔及12名外国人。

尽管如此，这项数据仍与《当今大马》和人民之声所统计的死者人数有出入。

总结

大马监狱去年有188名囚犯死亡，其中109人是巫裔，25人是印裔，21人是华裔，34人是国内其他种族或外国人。

另一方面，人民之声报告所提及的21起警察扣留所命案中，14名死者是印裔。

羁押死亡事件包含不同而复杂的情况，因此不难理解为何它们的统计数字往往有所出入而令人疑惑。

人民之声2020年人权报告声称，2016到2020年间，有48人死于警察扣留所，889人死于监狱，181人死于移民拘留营。

这意味着，虽然我们今天关注的是警察扣留期间的命案，但其他问题甚至更为普遍，毕竟记录在案的监狱死亡人数是警察扣留所命案的18倍。

至今为止，国内尚未有任何的外部监督组织，专门认真调查羁押期间死亡的趋势，或检验相关的数据，例如遭到虐打的扣留者若在1个月后死在医院，则谁来确保这个案例纳入拘禁期间死亡的数据？

官方统计数字源自警方本身，而不是人民之声或人权委员会或任何其他机构，因此其中存在利益冲突问题，外界有理由怀疑涉及者能否老实提供数据。

无论如何，一个不变的事实是，扣留者命案横跨所有的种族，而以种族为基础的分析是否有价值，还仍待观察。

毫无疑问，我们必须正视拘留所死亡事件，竭力揭露和制止警队虐待、刑求甚至杀害扣留者的事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