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一年，莎莉法（Sharifah Shakirah）才五岁。她独自坐在一艘挤满陌生人的船上。
为了远离暴力，她的父母准备逃亡。父亲成功逃离了，但母亲却在途中被捕。如今，只剩下莎莉法一人，只身前往不知名的他方，寻找父亲。
她的亲戚把她交到人贩分子的手里，让他们带着她逾山越海，赤脚穿过森林，再乘车转抵马来西亚，寻找她毫无印象的父亲。
这是莎莉法的故事，由艾迪拉（Aidila Razak）采访。
我对缅甸的记忆很模糊。父亲在我两岁的那一年，就离开了我们。他离开的那一天，亲眼见到缅甸军队向老百姓施暴。他感觉生命受到威胁，逃走了，连一句再见也没有说。
我们是罗兴亚穆斯林，住在若开邦（Arakan）。在那里，男人是一家之主，负责养家糊口。父亲消失以后，只剩下母亲一人撑起这个家，照顾两个女儿。当时，我们两姐妹才一两岁而已，母亲更不知道自己怀了我弟弟。
罗兴亚女人能找到的活并不多，母亲只好到别人的家工作。不久后，她听说父亲人在马来西亚。
我们的村落周围都住着佛教徒，气氛相当紧张。当和尚开始煽动信徒们焚烧罗兴亚人的住家和商店时，佛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敌对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。
母亲开始意识到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。所以，她决定带着我们逃亡，去寻找远在马来西亚的父亲。
罗兴亚人不能随意离开缅甸。我们没有护照，不能乘搭飞机离国；我们甚至不能在没有当局批准下，离开自己的邦属。我们的行动高度受到限制，宛如身处在一座大牢房。
于是，母亲安排我们乘船逃离，从若开到仰光，再从那里乘搭另一艘船到泰国，才辗转抵达马来西亚。
那天，天未破晓，我们在若开邦登上渔船。那时候，我已经三岁了，妹妹两岁，弟弟一岁。母亲还在给弟弟喂着母乳。
抵达仰光后，有人安置我们在一栋建筑里。那儿好像是一间店，周围的窗全紧闭着。我们是那里唯一的孩子，人贩分子还向我们讨钱。
母亲原本叫父亲把钱汇来仰光，但那笔钱却没及时送到；于是，她跟人贩分子达成协议，先把我们交给亲戚，而她自己就会留在那里，直至钱到了他们手上。
接下来两年，我再也没有见到她了。我们离开后，执法当局不知何故发现和扫荡了那栋建筑，所有人都被抓走了，包括母亲。母亲就在无证入境的罪名下，坐牢两年。
我们三姐弟则分住在不同的亲戚家里。我住在曼德勒的亲戚家，而弟妹俩则留在仰光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亲戚，但就这样跟他们同住了两年。
他们是幸福家庭，拥有两个孩子。可是，他们虐待我，殴打我，直到我的牙齿脱落。单单是想起那段日子，我就会变得激动。直到今天，我还在想办法克服那些创伤。幸好，我没有像其他难民女孩一样，遭遇到什么可怕的性虐待。事实上，我的亲戚把我当男人打扮，剃光我的头。直到现在，我都还不知道为什么。
有时候，警察或类似执法人员会上他们的家来找我。他们会把我藏进屋里，然后跟对方说，他们也在寻找我们三姐弟的下落。
那段日子真苦，我根本不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。我只记得自己每晚都哭着找妈妈，想要她抱抱、她的陪伴和爱。她后来跟我说，她也是靠着思念来熬过在牢里的日子。
起初，他们告诉我，只要等到妈妈获释，我们就可以一家团圆，然后再去找父亲重聚。现实并非如此。母亲后来出狱后，执法当局却把她从仰光遣返回若开。一直到了那时候，父亲才决定安排我们自己上路，来马来西亚找他。
一开始先是三岁的弟弟，然后是四岁的妹妹，最后才轮到我过来。亲戚把我留在一栋房子里，连再见也没有说。他们只告诉我，我将要去找爸爸。可是，我对他完全没有印象，只能全凭曾经看过他的照片来拼凑他的模样。想到自己即将会与弟妹团聚，我带了一只小黄鼠娃娃，准备要送给弟弟。
他们又把我交到陌生人的手上，我真的很害怕。那个人贩分子是个缅甸女人，跟我一起登船。我们不准携带任何物品，我的随身包包和黄鼠娃娃统统被丢入海里。我们蹲在船里的遮盖处，里面堆挤满了人头，甚至是人叠人。在拥挤的船上，有的人开始晕船，相互呕吐在对方的身上。
那只是两周行程的开始。我们必须从缅甸到泰国，再从泰国到马来西亚。
路途十分险峻，人们可能会在路上遭人剥削、囚禁、虐待或逮捕，所以没有人可以照顾我。可能当时有个天使在引导我们，这是我唯一能够找到的解释。当时还是孩子的我，幸运地在那趟旅程中存活下来了，但其他成人都一一死去。
我们通过巴士入境马来西亚。有人教我认记大马警察制服的颜色，只要路上见到他们，就要保持镇定，装着没事如常行动。接着，他们就告诉我，“这是马来西亚，你已经抵达了。”
下巴士时，父亲已在对街上等着我。当然，我不认得他，但是有个男子说：“那是你父亲”。我当下真的好高兴，还跑过去抱着他。他吓了一跳，明明在等着女儿，却来了一个剃短发的男孩跑来抱她。
两个月后，母亲也来到马来西亚。我们一家终于团聚了。我现在已记不起来了，当初重逢的情景。母亲说，我们当时并不认得她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们当时可能是反应不过来。
去年，我获得重新安置到美国的机会，与三年前便到美国的父母团聚。那是我再次反应不过来的时刻。
他们来机场接我，我高兴极了。但同一时间，我也不知道该作何感想。我沉默了至少两天，之后时不时还会莫名哭泣。我不明白自己究竟怎么了。
我很难一一回想起过去发生的事，但这些苦难成就了今天的我。现在，每当我遇到困难时，只要回想那段旅程和时光，我就会这样鼓励自己，“之前再艰难的事你都克服了。”
这也是我创办罗兴亚妇女发展网络（Rohingya Women Development Network）的原因。我相信上苍让我经历各种问题、挑战，因为祂要我跟别人分享，祂让我变得强壮，才能帮助别人。这是我的人生使命，我的存在是协助我的族人。这是很巨大的责任，我正在竭尽所能，重建我的社群。
去年再安置到美国时，我已24岁。我的大部分人生都在马来西亚度过，因此那里也是我的家。我有兄弟姐妹在马来西亚出生，彼此之间也用马来语沟通。我的弟弟几乎不会说罗兴亚语，他更倾向说马来语。
这并不意味着在马来西亚，一切事物都非常顺利。父亲意识到教育的重要，于是努力工作，把我们送到私人的宗教小学。在学校，同学霸凌我，甚至拿水来泼我。有时候，我是全身湿透地回家。
有时候，学生太过分时，我跟母亲嚷着要回缅甸去，母亲则一脸困惑地望着我。
在马来西亚出生或年幼时就抵达大马的罗兴亚难民，可以轻易地融入本地社会。我们会说马来语，穿着和本地人一样，我们就像个马来西亚的孩子。
虽然我说话和穿着都像个马来西亚人，但内心有把声音告诉我，我不属于马来西亚，这只是暂时的居留地，虽然我已住在那里将近20年。
虽然，我身在马来西亚，但心却在缅甸。在马来西亚期间，我经常还要对外展示自己最好的一面，让本地人接受我。因为我的人生总是充斥着别人的拒绝、拒绝、再拒绝，我再也不想被拒绝了。
在美国，我和兄弟姐妹在大学或学校上学。我们有银行户口，我的丈夫有驾照。我的父母则成了美国公民，他们拥有一间屋子。
若你来探访美国的罗兴亚社群，你会发现他们用马来语交谈，烹煮椰浆饭或叻沙——这是我们感激马来西亚、马来西亚人民与文化的方式。
其实，罗兴亚难民只是想要在马来西亚寻求暂时庇护。我们就是活生生的例子。所以，当我们身在马来西亚时，请让我们学习、让我们工作、让我们付出。
有一天，我希望可以回到马来西亚，让我的孩子看看我成长的地方。但这次，我会用合法身份入境。
我的大女儿今年出生了，我一直等到再安置后，才开始组织家庭。我不希望我的孩子沦为难民，重新经历我所经历的一切。
她是我们家中，第一个出生后就有公民权的人。她有国籍，也享有人权。她受法律保护，也可以自由选择她所渴望的事。这是我能够给予孩子最好的礼物。
莎莉法今年25岁，目前与父母、兄弟姐妹、丈夫和女儿阿蜜拉（Amira）定居在美国德州。她打算上大学，目前准备残疾一般教育发展（GED）考试。去年，美国国务院主办的国际妇女勇气奖中，她也获选入围。